提起辛棄疾（公元1140年~1207年），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在詩詞方面的貢獻。他的詞被歸入豪放派，與蘇東坡一起被尊稱為“蘇辛”，郭沫若先生以“鐵板銅琶，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；美芹悲黍，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”來稱贊他。辛棄疾是一位能夠領軍打仗的人，他曾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浙東安撫使等職，還建立了一支能打仗、有威懾力的“飛虎軍”。他有《美芹十論》《九議》《議練民兵守淮疏》等條陳戰(zhàn)守之策，23歲那年還留下了夜捉叛徒張安國的壯舉。但如果說辛棄疾還知醫(yī)懂藥能看病，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。

中藥為信使 鴻雁傳篤情

辛棄疾21歲那年帶兵打仗，當時他新婚不久，給妻子寫了封信以表達思念之情：“云母屏開，珍珠簾閉，防風吹散沉香，離情抑郁，金縷織硫黃。柏影桂枝交映，從容起，弄水銀堂。驚過半夏，涼透薄荷裳。一鉤藤上月，尋常山夜，夢宿沙場。早已輕粉黛，獨活空房。欲續(xù)斷弦未得，烏頭白，最苦參商，當歸也！茱萸熟，地老菊花黃。”

這封信僅91字，卻包含了24味中藥名，分別是云母、珍珠、防風、沉香、郁金、硫黃、柏葉、桂枝、蓯蓉、水銀、半夏、薄荷、鉤藤、常山、縮砂、輕粉、獨活、續(xù)斷、烏頭、苦參、當歸、茱萸、熟地、菊花。讀來連綴巧妙，感情真摯，生動自然。

辛棄疾的妻子范氏是宋徽宗宣和年間太學生范邦彥的女兒，同樣知書識字，亦可賦詩填詞。接到辛棄疾的信后，她也用中藥名給夫君回了一封信：“檳榔一去，已歷不能下，豈不當歸也。誰使君子，寄奴纏繞他枝，今故園芍藥花無主矣。妻叩視天南星，下視忍冬藤，盼來了白及書，菇不盡黃連苦。豆蔻不消心中恨，丁香空結雨中愁。人生三七過，看風吹西河柳，盼將軍益母。”這封隱含夫妻之情的信中也包含了15種中藥名，分別是：檳榔、當歸、使君子、劉寄奴、芍藥、天南星、忍冬藤、白及、黃連、豆蔻、丁香、三七、西河柳、將軍（大黃）、益母草。兩封信不著痕跡，盡收親情。如果不是對中草藥名了解，是很難用得這么自然到位的。

系列定風波 風來草木香

辛棄疾以“定風波”為題寫過一組詞，其中一首寫于南宋淳熙十五年，名為《定風波·用藥名招婺源馬荀仲游雨巖·馬善醫(yī)》：“山路風來草木香，雨余涼意到胡床。泉石膏肓吾已甚，多病，提防風月費篇章。孤負尋常山簡醉，獨自，故應知子草玄忙。湖海早知身汗漫，誰伴？只甘松竹共凄涼。”這首詞中隱含（同音）或直用了十多個藥名，但不顯突兀。這些藥名為：商陸（山路）、木香、禹余糧（雨余涼）、石膏、無荑（吾已）、防風、常山、梔子（知子）、紫草（子草）、海藻（海早）、甘松、竹等，藥名與詞意渾然一體。講述了辛棄疾與婺源醫(yī)友一起游雨巖和月夜抒懷的故事，兩人相惜。

另一首《定風波》則與上詞有關，因為詞中有“再和前韻藥名”的說明。其詞曰：“仄月高寒水石鄉(xiāng)。倚空青碧對禪床。白發(fā)自憐心似鐵。風月。使君子細與平章。已判生涯筇竹杖。來往。卻慚沙鳥笑人忙。便好剩留黃絹句。誰賦。銀鉤小草晚天涼。”這首《定風波》中的藥名則包括寒水石、空青、法子（半夏）、蓮心、使君子、邛竹、蠶砂、硫黃、小草（遠志），既表達了詞意，又不顯得牽強，表明了辛棄疾對中藥名稱的準確透徹理解。

鮮為人知的是，“無病呻吟”這個成語也是辛棄疾“發(fā)明”的，出自他的《臨江仙》詞：“百年光景百年心，更歡須嘆息，無病也呻吟。”

薏米愈疝氣 嫌醫(yī)索酬多

宋代張世南在《游宦紀聞》一書中記載了辛棄疾以薏苡仁治疝氣的故事。故事說，辛棄疾從北方抗金回朝后留在當時的南宋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做官，當時得了疝氣病。他自己便將薏苡仁炒成金黃色，然后煮爛研制成膏，每次用無灰酒調服二錢而漸愈。“南宋程沙先生晚年亦得此病，辛親自傳授此方而治愈”。

薏苡仁是藥食兩用的草本植物，原產于越南中部，據(jù)《后漢書·卷二十四馬援列傳》記載，薏苡仁系東漢初年馬援出征交趾（今越南）時帶回來的，不但能夠健身強體，還能治療瘴氣，故后來廣為栽培。中醫(yī)認為，薏米性味甘淡微寒，有利水消腫、健脾去濕、舒筋除痹、清熱排膿等功效。辛棄疾以此治愈疝氣病癥，說明他對薏苡仁的功效及特性是有相當了解的。

《定風波·用藥名招婺源馬荀仲游雨巖·馬善醫(yī)》說的是辛棄疾與“善醫(yī)”的馬荀仲交好夜游的故事，但他與另一位醫(yī)生的交往似乎就沒有那么和諧了。辛棄疾寫過一首《好事近·醫(yī)者索酬勞》，詞曰：“醫(yī)者索酬勞，那得許多錢物？只有一個整整，也盒盤盛得。下官歌舞轉凄惶，剩得幾枝笛。觀看這么火色，告媽媽將息。”這詞說的是辛棄疾妻子范氏生病時請醫(yī)生為其治病，醫(yī)生索醫(yī)資的事情。宋朝周輝在《清波別志》里提到過這個事情，說辛棄疾無錢付醫(yī)資就將40歲的小妾抵給了那位醫(yī)生。此事難辨真?zhèn)巍?/span>

辛棄疾政能做官，武能帶兵，文能做詞，醫(yī)能救人，屬于難得的全才。實際上，在辛棄疾生活那個時期，具備像他這種才能的人并不少見，這和當時政府重視與提倡醫(yī)學有關。當時認為“醫(yī)國醫(yī)人，其理一也”，出現(xiàn)了“不為良相，則為良醫(yī)”的觀點，文人知醫(yī)、通醫(yī)成為風尚，“儒醫(yī)”之名即誕生在這個時期。清代徐松在《宋會要輯稿》中對此評價為：“儒而知醫(yī)成為一種時尚……以至于無儒不通醫(yī)，凡醫(yī)皆能述儒。”

當然，知醫(yī)并非從醫(yī)，但正是由于具有一定學識的文人積極參與，才更好地促使了中醫(yī)知識的傳播。而將中醫(yī)入詩賦詞則進一步豐富了中醫(yī)藥文化內涵，為中醫(yī)藥事業(yè)發(fā)展作出了貢獻。（山東 韋欽國）